让头位不再难产一位老人的追梦百年

感

恩

35年前，一个内科的研究生同学石晓瑛问我：头位还难产吗？难产就难产为啥要叫头位难产？我顿时愣在那里，那是我刚上研究生的第二年。我马上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石应珊，因为这是她的研究生课题。我和应珊大学、研究生同班同学8年，选择做妇产科医生也是受她的影响。83年春季重庆医科大学全校共招收硕士研究生7名，有5名是妇产科专业，36年后的今天在重医妇产科里也只有我一人。招收我的研究生导师是宋亚卿教授，但我得到录取通知书后，宋老师因病不能再指导研究生，我就转在凌老师名下，由顾美礼教授具体指导，后来顾老师获得研究生导师资格，我真正成为顾老师的开门弟子。顾老师严谨、做事认真，科里研究生她都会指导和管理。那时的研究生是真正体现导师指导组管理模式，当时所有妇产科研究生的成长都离不开两位老师的辛勤付出。

83届重庆医科大学毕业研究生和学校领导、导师

我和凌老师在实验室

老师的重庆情缘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国立上海医学院开始分部内迁，年9月，上医高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乘船从上海经越南到云南最后到达重庆歌乐山。凌老师和她同学乘火车、小蓬船穿过日军封锁线，跟着向后方转移的逃难者向重庆转移，到歌乐山上继续读书。歌乐山的艰苦生活凌老师她们都可以克服，吃着有砂石的米饭、省着不亮的煤油灯下看书，学生中最抢手的不是米，也不是油，而是从上海带来的影印外文专业书，生活的艰苦并没有影响到教学质量，她们说那是一个能让解剖课讲活的时代。她们有时到沙坪坝去卖血来改善生活，一直坚持着抗战胜利到来。

凌老师抗战在歌乐山

回到上海后的医生培训是严格的，从住院医到住院总，一直到主治医师，30岁后才被允许结婚，婚后不到四年，迎接到两个儿子和女儿的到来，但从未耽误过专业。年，她响应党的号召，把患哮喘的二儿子留在上海，带着7岁的石应康（中国著名医学管理专家和心脏外科专家）和4岁的石应珊（美国芝加哥大学儿科医生、中国儿童医疗之家创始人），追随着丈夫石美森（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创始人）又一次踏上开往重庆山城的路上，开启了建设重庆医学院的征程。

凌老师在上海和刚到重庆的照片

在炎热的山城火炉烤晒下，手牵儿女，背着行囊，沿着朝天门码头高高的阶梯向上爬，再次踏上这曾经熟悉的土地。坐在从朝天门开往袁家岗的公共汽车上，当汽车在解放碑绕圈转过那一刻，所有车上的人都意识到：从今以后，他们不再是上海人和上医人，而成为重庆人和重医人。但医院、校园及贫乏的食物，并没有影响到这批从上海繁华的世界来到这里的多人，他们没有半点怨言，似乎在这世界上没有苦和累，只有快乐、坚持和奋进。

让头位不再难产

医院工作时，凌老师就